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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琳蕴的姑姑和爸爸都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两年时间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徐奶奶回忆道，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家中的粮、油、肉等都还需要按照人头、凭票购买，以稀饭为主的一日三餐显然无法承担每天下地劳作这样高体力劳动带来的消耗。徐琳蕴的父辈，当时还都是连路都走不利索的小不点儿，就已经漫山遍野跟着大孩子们去挖野菜。“那时候的人哪有胖的，都是面黄肌瘦。有点肉都是要先给小孩吃的。”

但是提及这段艰苦岁月的时候，徐奶奶显得非常平静。对她而言，三年自然灾害那段艰难岁月已经走远。这位今年已经76岁的老人，在饥荒的年代好好地养大了两个孩子，当过徐家宅的民兵里长，做过公社里记录工分的活计，还是一名入党超过50年的老党员，这些在年轻一代看来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在她嘴里也只是“没什么大不了”。

徐奶奶是个怀旧的人，就算从老院子搬进了电梯楼，她还留着当年用过的老家具

现在，儿孙都已长大，徐奶奶已经无需为后辈操心，每天练习太极拳，跟活动室里的同龄人们聊聊油盐酱醋，定期参加社区里的老年课程，偶尔出个远门去旅游，生活丰富多彩而又津津有味。“上课教我们用手机，但我每次回家就接着又忘记了”。说到这徐奶奶不好意思地笑了，脸上却写着满足。

徐妈妈1992年进入上海霞飞化妆品厂工作，能够进霞飞厂对于当时的小姑娘来说是一件时髦的事情。上世纪90年代初，霞飞厂虽然只是乡镇企业起家，但其大名一点不亚于“海尔冰箱”、“茅台酒”这些大品牌，是享有“国家驰名商标”声誉的民族品牌。

资料图片：徐妈妈曾经工作的上海市霞飞化妆品厂

二十岁的徐妈妈

“工作很忙的，每天七点半上班，晚上赶货的话，年轻人多的流水线也要加班到晚上九、十点钟。当时工资都是计件来算的，哪有多少休息的时间。”徐妈妈提起当年的在霞飞厂的工作，意气风发，“我们手脚灵便，赚得多的话每个月可以拿到2400元，我在其他厂子的小姐妹也就能拿到三四百块。”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并没有让徐妈妈“耽误”业余生活，她笑道，“我们那时候年轻，精力旺盛，那么晚下班了还要去喝喝茶的。”

两千多元的月工资在现在看来或许还够不到上海2019年最低工资标准，但在当时绝对是高薪。如果说当时“上班族”是光鲜亮丽的职业，霞飞厂的职工绝对是风光无二的人物。

1996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来化妆品牌的开始进入上海市场，对以霞飞厂为代表民族化妆品企业产生很大冲击，再加上经营不善，工厂开始裁员。“经济不景气了，我又不是本乡镇的员工，而且那时候怀了徐琳蕴，就拿了一点赔偿金就回家了。”虽然之后又换过好几份工作，但徐妈妈也再没有找到过像在霞飞厂时候那样十分满意的工作。也是回头去看那段历史，徐妈妈才知道她离开不久后的霞飞厂盛极而衰、跌入谷底，和霞飞厂类似的许多乡镇企业也在当时骤然进入调整期。

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乡镇企业迎来了又一次的大发展机遇。就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幅度来说，1992年和1993年是乡镇企业发展历史中最辉煌时期。

盛极而衰，随后国内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特大洪灾、国际上亚洲经济危机的蔓延等等因素综合作用，乡镇企业的各项经济指标下滑，中国迎来了第一轮“下岗潮”。1998年春晚上黄宏主演的小品里有一句台词：“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正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等到孩子一岁之后，徐妈妈又开始重新去找工作。再就业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几经辗转，徐妈妈进入一家中日合资企业：“有了小孩嘛，消费上去了，补习啊什么的总归还是想找一个工资高一点的工作，就是加班多点也还好，没什么的。”徐妈妈语速很快，但总是噙着笑让人觉得亲和，她再次强调着：“生活嘛，过得去就可以了呀”。

这个秋天，徐琳蕴离开生活了22年的上海前往北京读研。“我特别喜欢听家里人讲我们的家族史，上次好好去听这些故事还是四年前高考结束后。现在大学即将毕业，我也将步入人生的新阶段，再听他们记忆中的这些事儿，让我感触良多。”这个家庭在面对困难时期表现出的积极乐观的力量一脉传承，这种力量是维系每一个平凡的家庭的韧性所在，也是每一个家庭代代传承的精神所在。

1965年那时，徐奶奶22岁

居住在浦东区唐镇的这家人是千千万万上海市民的缩影，似乎没有波澜壮阔的家族史，似乎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似乎他们也只是大时代里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些记忆或许随着时光流逝也随风而散，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奔涌去闪闪发亮的大海的倔强的溪流，所有故事都是映照七十年来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的镜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也是这个家三代人成长的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