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七十年来,社会不断发展,提供给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机会。但当我们在菜市场进行实地调研的时却发现,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仍有年轻人选择在底层的工作中挣扎,对未来也充满迷茫。他们在底层过着没有未来计划的日子,这让我们想起了《挪威的森林》里的主人公——渡边彻。
我们将镜头对准了菜市场的一位95后卖菜青年,他的故事真实反映了在中国七十年来的快速发展中,被视为承担未来希望的年轻人中,仍有一些在人海的泥淖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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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上海老城厢居民日常所需的蔬菜和肉禽蛋、豆制品,主要由近郊农民或摊贩每日清晨在集市上设摊出售,或串街走巷叫卖,也有购自街面的肉店、蛋铺、腌腊火腿庄和鸡鸭鱼行,以及前店后场的豆腐筋粉作坊。当时在县城内外沿黄浦江及城隍庙周围的闹市区小东门、九亩地(今大境路)和小桥头(今凝和路)一带集市贸易比较兴旺。这可以说是露天菜场的雏形。当时居民还没有“小菜场”的概念。
1890年,工部局就在“三角地”搭建了一个颇有规模的木结构室内菜场,这就是著名的“三角地小菜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三角地菜场”始终是上海滩占地面积最大,经营品种最全,服务设施到位的室内菜市场,“三角地”也成为上海著名地名和菜市场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后,随着集市贸易的恢复和发展,知青菜场的兴办,稍晚又出现了一批农办菜场,蔬菜副食品零售单一计划渠道的模式被打破,开放性、多渠道供应的格局形成。
到1990年,通过新建、改建和划细划小,全市有独立核算菜场224个,其中国营菜场15个,供应网点共511个。已有67个菜场进行了改造,陕北、八仙桥等37个菜场已成为商场化、商品包装化、设备现代化、计量电子化、经营“大副食”(增加经营糖酒南北货罐头等)和全日制供应的新颖副食品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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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70年经济的发展也使昔日只仄居一角的菜市场成长为更专业化、集约化的交易场所。但在今天,菜市场依然是一个较为老龄化的场所,这片热闹的土地似乎甚少有年轻人的驻足,更不用说以此为生的年轻人。我们的主人公,正是这不普通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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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渡菜市场位于上海市嘉定区黄渡镇,于2008年正式成立,至今已有10余年历史,规模属于中等菜市场,菜市场拥有30多个摊位,满足所属黄渡镇的5万多人口的每日所需。如今的黄渡菜市场已经过改造,每个商贩拥有独立摊位,且拥有物业管理。正值春天,“回”字形的摊位上摆满了新鲜翠绿的瓜果蔬菜,我们在穿梭的人群中发现了菜市场中唯一的年轻商户,他就是李公卿。
李公卿,1995年出生在江苏徐州,在黄渡菜市场卖菜已两年有余。谈及自己的名字,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是我爸爸翻字典查的,公卿嘛,就是古代皇帝身边的高官。”
自从毕业后,李公卿在许多地方打过工,比如电子厂或各类餐馆。由于工厂效益不高,加之父母的摊位人手不够,李公卿便放弃上班来到上海帮父母的忙。“没有多想,我就回来了“,他说道。“相比上班,一家人都在一起,而且钞票赚的多一点。”他的笑容似乎表达了他对家人在一起的生活的满足。
李公卿的父母是早年一代来上海打拼的异乡人。从李公卿记事起,他便已经在他乡生活。上世纪90年代,父母便已经来到上海打拼。起初李父在上海跑运输,李母为了他的教育选择留在家里照顾他。为了更好的教育,为了全家更好的生活,其父选择了一人扛起生活的重担。后来李公卿外出读书,运输行业的光景也一年不如一年,李父便放弃运输工作,与李母一起在菜场承包一个摊位。
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意,打造自家优势,李公卿的父母选择去更远的市场进菜。虽然获得了更低的进货价、更优质的蔬菜品质,但这也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功夫不负有心人,从最初的“不挣钱”到如今的生意“一刻不停”,李公卿一家成为了黄渡菜市场生意最好的摊位。三年的信誉积累,也使他们拥有了很多仿佛朋友一样的老顾客。临近端午,还有熟客给李家人带了自家做的粽子。
李公卿回忆自己的少年生活,坦承父母给予了自己足够的爱与物质条件,未曾吃过苦,生活质量不错。但是父母一代的打拼却依然无法为他提供立足他乡的保障。习惯了父母遮蔽下成长的他,没有想好自己未来的生活,在接到了父母的电话后,便选择放弃原有工作来到菜市场,开始了朝四晚十一的生活。他说现在很累,也常把“不想做了”挂在嘴边,但当我们询问他对未来的想法时,他却没有任何清晰的规划。或许正是因为他缺少面对未来与突破自我的勇气,所以只能用尽全力地把现在的每一天过好。
李公卿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不知道未来应该如何发展,所以他选择在爸妈打拼的菜摊上继续他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深知这份行业的辛苦以及对此的抗拒。父母的影响在前,他自己的感受在后,在两股相反力量的裹挟下,他的人生,反而变得停滞不前。
李公卿作为一个个体,反映了底层95后青年的真实生活状态。他们处在最好的年纪,但却因为生活各方面的无奈,只能在底层生活中挣扎。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数据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8.5%。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占50.4%;“90后”占43.2%;“00后”占6.4%。具体如下表显示![](/__local/5/B9/6D/284EBBBDC79ABF652A7CE8E090E_1BBB2AD6_6066.jpg?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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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
2015年 |
2016年 |
2017年 |
2018年 |
16-20岁 |
3.5 |
3.7 |
3.3 |
2.6 |
2.4 |
21-30岁 |
30.2 |
29.2 |
28.6 |
27.3 |
25.2 |
31-40岁 |
22.8 |
22.3 |
22.0 |
22.5 |
24.5 |
41-50岁 |
26.4 |
26.9 |
27.0 |
26.3 |
25.5 |
50岁+ |
17.1 |
17.9 |
19.1 |
21.3 |
22.4 |
全国农民工超半数为1980年后生人,这反映出,有无数像李公卿一样的父母打拼数年只为后辈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但是阶层固化使部分父母的心愿还是化为了泡影。“二代”现象、“大学生蚁族”、“新生代农民工”,“新底层”,这些热点的背后,城市底层青年群体的阶层固化值得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博弈,财富、地位、资本的继承和传递,利益分配的失衡,伴随着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城市底层青年群体的阶层固化仍将持续激化,这些都对阶层间的固化,起着推泼助澜的作用。因此,我们的社会如今面对这样一个挑战:如何能够有效抑制或缓解城市底层青年群体的阶层固化,形成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打破代际的先赋因素?这仍需我们的不断思考与探索。